草原是构成地球生态系统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基本自然形态之一，广阔的亚欧草原、非洲草原、北美洲草原、南美洲草原、澳洲草原孕育了人类的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起源与组成部分之一。构成中华文明的草原文化，从广义的角度分析，包括亚洲北方草原、西域地区、青藏高原三大版块。从狭义的角度分析，则专指亚洲北方草原，本文的分析以亚洲北方草原的内蒙古地区为研究对象。

依据自然地理特点、历史特点、民族文化特点三条基本标准，可以将内蒙古划分为三个各具特色的草原文化区域，即：东部的大兴安岭文化圈，中部的阴山文化圈，西部的阿拉善文化圈。

大兴安岭文化圈

大兴安岭文化圈包括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

大兴安岭文化圈的自然地理特点是：以大兴安岭为南—北中轴线，北起黑龙江右岸漠河，南抵西拉木伦河谷地及燕山山脉东段北部，全长约1400公里；大兴安岭主脉西侧为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呼伦贝尔草原，东侧为嫩江平原；中部、南部为大兴安岭山地、丘陵地区与西辽河平原，以及燕山山脉东北部山地、丘陵地区。受草原退化、沙化的影响，近年来形成了呼伦贝尔沙地、科尔沁沙地。这一地区北部冬季严寒、漫长，冬季气温可达－50°C，南部较为温暖；大兴安岭东部受海洋暖湿气流影响，降雨量较多，气候较为湿润，西部由于受大兴安岭阻隔，气候较为干燥。

自古以来，大兴安岭及其周边地区孕育了古代的森林民族、草原民族、农耕民族，在这片广袤、富饶的大地上创造了灿烂的历史和文化。
呼伦贝尔草原是亚洲北方草原古人类的摇篮。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在扎赉诺尔露天煤矿相继发现16个个体的人头骨化石标本，为考古界所罕见，被命名为“扎赉诺尔人”，古人类学专家认为其具有蒙古人种的原始特征。在满洲里、海拉尔、新巴尔虎左旗、鄂温克旗、额尔古纳市等地，也发现了多处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遗址。因而这一地区被国外考古学家认为“是北方远古民族的摇篮之一”。

考古发现证明，距今8000～4000年前，赤峰地区就有中华民族的祖先辟草莱、植稼樯，过着以农耕为主、兼营渔猎和畜牧的生活。当时玉器已成为氏族首领地位的象征和重要的礼器。多处出土的玉龙，特别是翁牛特旗三星塔拉出土的“中华第一玉龙”，标志着这里是中华民族玉文化、龙文化的发祥地。牛河梁等地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的相继发现，充分证明这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在广阔的科尔沁草原，也发现了多处8000～3000年前新石器时代至青铜器时代的遗址。

大兴安岭文化圈的原生文化以东胡族系为主夏朝以迄，大兴安岭地区大部分为东胡等游牧民族的逐鹿之所。在这一广大区域中，均出土了为数不少的青铜器，具有鲜明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征，适应草原民族游牧、狩猎、征战的要求，体现了东胡青铜文化的特点，说明这里是草原青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战国时期，东胡强盛。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匈奴冒顿单于弑父自立，大败东胡王。东胡余部分两支逃至乌桓山（赤峰市阿鲁科尔沁西北）、鲜卑山（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西），此后即为乌桓族与鲜卑族。

乌桓、鲜卑言语习俗相近，以畜牧为主，兼营狩猎、农业。东汉初，乌桓遍布缘边十郡，东汉政府设护乌桓校尉管理相关事务。

东汉初年，鲜卑逐渐兴起。檀石槐、轲比能相继建立鲜卑部落军事大联盟。五胡十六国时期，鲜卑宇文部、段部、慕容部活跃于中国北方的历史舞台。发源于大兴安岭北部大鲜卑山的拓跋鲜卑，经过200多年的辗转迁徙，在阴山南麓建立代国、北魏王朝，统一了北方，并为隋、唐二朝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次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公元10世纪初，源出于东胡的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登皇帝位，国号契丹，后改为辽，定都临潢府（今巴林左旗林东镇南），称辽上京。辽圣宗时又在宁城县九头山建辽中京。辽代崇佛，当时佛寺广布，古塔林立。辽代的祖陵、庆陵，安葬着辽代的6位皇帝及其妃、嫔，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在赤峰地区发现的数以万计的辽代墓葬中，保存着大量精美的壁画，以形象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契丹族富有草原特色的游牧生活和雄浑壮阔的草原风光，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宝库中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