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布剑指PM2.5，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大气污染治理行动计划。截至今日，计划落实情况怎么样，大气污染治理的难点究竟在哪里？日前，记者采访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

　　记者：现在，雾霾天气是大家讨论的热点，为什么这两年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

　　柴发合：近两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以能源、资源消耗型和污染排放量较高的行业为主导的产业发展较快，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太大。再加上这几年频繁遇到一些不利的气象条件，促成了灰霾现象的频频发生。灰霾的核心是什么呢？灰本身是一种气象现象，它使能见度降低，对人的情绪会产生一些影响。但实际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气中的PM2.5浓度过高。由于PM2.5以及它本身所包含的一些污染物对大气的削光作用，使我们看不到光，只能看到灰蒙蒙的一片。所以治灰霾，必须要治理PM2.5。

　　记者：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布之后，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出台了政策措施，强化污染治理。到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具体落实情况是怎样的？

　　柴发合：据我所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以后，环保部、发改委、工信部、能源部等各部门联合成立了一个部级联席会议，由国务院相关领导来主持制订国家层面上推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工作。每个地方都制订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重点地区，相应制订了省级、市级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环保部代表国务院与各个省、区、市签订了责任书，来具体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所确定的污染防治目标和措施落实；市一级的地方人民政府也都制订了重污染应急预案。从这些方面来讲，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效果。比如今年2月份刚过去的这场重度污染事件，一共6天，和去年1月份的那次重污染事件相比：两次重污染过程的气象条件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这一次北京市PM2.5的浓度比那一次的污染最高浓度降低了1/3。

　　记者：近期环保部又会同有关部门细化分解梳理22项政策措施，其中包括6条能源结构调整政策，10项环境经济政策，以及6个方面的管理政策。您能不能重点谈几项其中的内容？

　　柴发合：执行一个规划、一个计划，政策是驱动力。这种政策体系的建立，对推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是非常关键的。但是，还有一些政策是指导这样的事情怎样来实现，比如各地大气污染改善都需要用天然气这种清洁能源。那么清洁能源怎样来推进，怎样来配置等问题，就需要政府的考量，也需要有一些定量化的指标。同时，对企业来说，治污也需要相应的政策，比如现在出台的燃煤电厂脱硫电价，一度电是1.5分钱，脱销电价一度电是1分钱，还有除尘改造，一度电是3厘钱。这些政策对于企业主动投入到大气污染的深度治理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政策还会持续完善。所以我认为，这22项措施，每一项都是紧密围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制定的，是带有方向性的。

　　记者：现在有哪些细化措施亟需出台，又应该从哪些角度来落实呢？

　　柴发合：比如说市场化这部分。因为这次《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里面特别强调，要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大气污染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怎么能吸引社会上的资金来投入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里面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在能源政策方面，特别是能源价格政策方面怎样来调节，比如说通过价格调整让煤炭消费量下降，让大家使用天然气很顺利等等。还有淘汰黄标车，也牵扯到一些政策问题。今年两会上总理的讲话中提到，不光要淘汰黄标车，而且要淘汰一些老旧机动车。政府要制定哪些激励性政策，让公众尽快淘汰这些黄标车或者是高排放的老旧机动车，都是非常关键的。

　　记者：确实，我国现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已经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截至目前，全国有29个省、区、市明确将防治大气污染列入今年政府工作计划，推进大气污染治理的联防联控。请问柴院长，联防联控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

　　柴发合：首先我说一下为什么要实行联防联控。现在，各个地方污染物排放量都比较大。我们平常说全球是一个大气，而我们中国也是一个大气。在这个地方排放的污染物，有可能通过风吹输送到别的地方，对别的地方的空气质量造成影响。而这种影响，由于气象条件的不断变化，比如在京津冀地区这种影响是相互的，在夏季或者是刮偏南风的时候，山东的、河北的空气就可能飘到北京来，但如果刮偏北风，北京的空气有可能会输送到河北、山东，也可能输送到长江三角洲地区。所以，要实行联防联控，使大家认识到区域之间是有相互影响的，大家只有在同一个平台上来控制污染才是有效的，这是第一。第二，污染控制有的地方做得早，有的地方做得晚。比如北京，1998年就开始实施了16个阶段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特别是以奥运会为契机，污染防治做到一定的水平。通过联防联控，北京可以和周边协作起来，也可以和整个区域联合起来，共同把这些问题解决掉。

　　现在国家已经建立了两个联防联控的区域协调机制。一是京津冀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以及内蒙古、山西、山东，构成了一个联防联控的协作机制。二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就是上海、江苏、浙江联合起来构成的一个机制。珠江三角洲因为所涉及的9个市都是本省的，所以在本省范围内建立了一个联防联控机制。这些联防联控制度的建立，对整个区域的污染防治，特别是重点地区的污染防治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记者：今年在两会上，大气污染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您觉得治理大气污染的难点到底在哪里？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走出“要想看见蓝天就得靠刮风”这种局面呢？

　　柴发合：我觉得解决严峻的大气污染问题，可能要靠两个战略：一是持久战，二是攻坚战。从持久战来说，我觉得这是根本，既要有五年的计划，也要有每年的计划，要长期做下去。同时，这不仅是环境的问题，还牵扯到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能源结构调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里面提到2017年要达到的目标：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这个目标是非常艰巨的。但是，具体措施已经有了，只要我们按照这些措施严格执行下去，环境质量就会持续改善，雾霾也会逐渐减少。

　　记者：您认为现在对雾霾的科学研究最紧迫的是什么呢？有什么好的建议？

　　柴发合：关于雾霾的科学研究，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等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主要从灰霾的成因、来源分析解析、怎样控制灰霾、灰霾的监测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可以说为大气污染防治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灰霾的成因确实是非常复杂的，它的元凶是PM2.5，但是这个PM2.5在每个城市的浓度水平不一样，而且里面所包含的化学成分也不一样，这说明每个地方的污染来源不同。我们虽然建立了一套科学的方法，但是要把这些科学的方法应用到各地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有一个推广应用的过程。

　　雾霾本身的成因，或者说PM2.5的成因确实是很复杂的，影响的污染源很多。经过我们长时间研究，这几个源是肯定的，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燃煤。我举一个例子，每隔五年就做能源发展规划，煤炭的使用量都有规划，但是每个五年都是大大超出规划指标，发展速度非常快。第二是工业，包括火电、水泥、钢铁、平板玻璃、石油化工、有色冶炼、涂料和其他一些行业，这些行业的污染物排放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这些行业发展速度很快，污染物排放量也逐年增加。第三是机动车，我国从2009年开始，汽车的产销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全世界第一，增长速度确实非常快。特别是还有好多原来没有控制标准的，比如黄标车，污染物排放量非常大。一辆黄标车污染物排放量相当于28辆私家车的排放量，现在有1500多万辆黄标车，相当于多少辆新车？所以，汽车业成为大气污染来源之一。

　　总体上来说，PM2.5的来源还是很清楚的，但需要说明的是，各个地方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哪些是最重要的。比如北京，除了燃煤之外，第二就是机动车，在其他地方就不一定。所以，各地要因地适宜，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切合自身实际的政策，来更好地控制雾霾。（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