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参加八七会议写记录 困了在地板上打盹

时间:2015年03月01日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 收藏此文 【字体:

《邓小平传(1904-1974)》中叙述了邓小平与武汉的渊源:正是通过1927年武汉“八七会议”,时年23岁的邓小平与毛泽东相识并受到毛泽东的思想影响。现本报刊发其中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辗转到武汉任中央秘书

  主要任务是管文件

  1927年7月初,邓小平辗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随即到中央军委报到。在这里,他见到了在法国分别的周恩来和聂荣臻。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聂荣臻在中央军委工作。经中央军委介绍,邓小平被安排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秘书。

  两个多月前,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总结了五卅运动以来党只注意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以致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蒋介石叛变的教训。但是,会议没有能够在当时十分危急的状况下提出如何挽救革命的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陈独秀在会上仍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五大以后,陈独秀准备在中央秘书长之下设八大秘书,先任命了刘伯坚、邓小平等,后八大秘书并未任命满,已任命的其他几个人都未到任。这时的中央秘书长是邓中夏。作为中央秘书的邓小平,工作任务主要是管文件、交通、机要等事务,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作记录和起草一些次要的文件。

  邓小平对陈独秀并不感到陌生。十多岁在老家广安上中学时,他就知道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在法国,他读了不少陈独秀的文章。从某种程度上说,陈独秀也是邓小平思想上的领路人之一。邓小平到党中央机关工作后,经常参加中央的各种会议,而同陈独秀有了直接的接触。后来他在谈到对陈独秀印象时说,陈独秀搞“一言堂”,主持开会相当简单,有时显得相当武断。他还说到: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是搞家长制的。”“第一次大革命是我党积蓄了力量干出的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可是被大革命后期不长时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断送了。”

  这些,应该说是邓小平的亲身感受。

  适应地下工作需要

  名字由“希贤”改“小平”

  由于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同时,决定陈独秀去共产国际参加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同中国共产党决裂,随后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领导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

  刚到武汉党中央机关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便面对一场严峻的考验。他随党中央机关一会儿从汉口搬到武昌,一会儿又从武昌搬回汉口,顽强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秘密工作的需要,他把自己的名字由“希贤”改为“小平”。

  7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邓中夏随周恩来等人去了南昌,中央秘书长一职由李维汉兼任。李维汉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邓小平在法国时就知道他的名字,但未见过面。这时的党中央与全国大多数党组织都失去了联系,因此中央机关的工作并不很多。

  8月1日,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指挥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俄租界内参加八七会议

  困了在地板上打个盹

  几天之后,8月7日,为了检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还有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央秘书处,湖南、湖北两省党组织的代表和负责人,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

  这次会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筹备和召开的。作为党中央秘书的邓小平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和李维汉一起住在瞿秋白夫妇的住处德林公寓内。这里离开会地点很近,来往方便。

  8月3日夜,邓小平被交通员悄悄地带到会场——汉口俄租界三教街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这里原是苏联援华农民问题顾问洛卓莫夫的家。二十多天前,洛卓莫夫被汪精卫驱逐回国。这栋公寓楼地处俄、英、法三个租界的结合处,前临僻静街道,后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连,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较易撤离。会场为相连的两个房间,还有一间侧房作厨房用。邓小平是最早来到这里的,又是最晚走的,负责有关的会务工作。

  8月的武汉,酷热异常。为了保密,房子的门窗整天关着,不透一点风,室内闷得像蒸笼。邓小平和陆续到达的与会者都挤在里面,焦灼地等待着会议的召开。困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饿了便倒杯开水吃点干粮。

  八七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在会上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上的发言都是集中批评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和党中央的右倾错误。有的发言也批评了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党中央在对待国民党的问题、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及组织问题上犯有错误。军事问题上,毛泽东批评了“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错误,强调全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关于军事问题的一席话,后来被概括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赞同武装斗争主张

  邓小平担任会议记录工作。现在得以保存下来的八七会议上的报告和发言记录,都出自他之手。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发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同与会的很多人一样,从心底里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后来,他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多次强调:“最中心的是武装斗争,没有坚强的武装斗争作核心,其他一切都困难”,只有“武装斗争能够打开局面”,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八七会议比较彻底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方针,实现了中国革命新的历史性转变。8月9日,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

  八七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勇敢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农村,致力于组织发动农民武装斗争,使革命开始出现新的转机。9月上中旬,毛泽东发动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即率领起义部队于十月到达井冈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

  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于9月21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共中央迁往上海。十月,中共中央秘密从武汉迁往上海。

  邓小平随党中央机关一同到达上海。

  1980年邓小平重回武汉忆八七会议

  代表后门进

  天热睡地铺
 

五十多年后,1980年7月,邓小平到武汉视察工作,特地参观了八七会议会址。故地重游,记忆闸门一下子打开了。他说:“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会议代表有二十多人,分三天三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去的。办事情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负责人最后进,最早走。八七会议会址与餐厅相隔,两处均有后门相通,会议代表全部从后门进入。”“李维汉是秘书长。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得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着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当时都是年轻人。毛泽东三十四岁,瞿秋白二十九岁,李维汉三十一岁,任弼时二十三岁,我二十三岁,陆定一那时比我小两岁。”

  邓小平还特别说道:“首先要讲南昌起义。八七会议是号召举行全国武装起义,会后在全国各地相继组织武装起义,虽然八一南昌起义在八七会议之前,但八一南昌起义也是体现八七会议方针的。”

  此时,邓小平已是八七会议参加者中寥寥健在者之一。他对五十多年前召开的那次会议的回忆,连细节都如此真切,可见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

(编辑: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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