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决定中国人文化基因的固有根本

时间:2014年10月11日信息来源:光明网 收藏此文 【字体:

作者: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院长 郭齐勇

“仁爱”是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孔子之前已有了“仁”的概念与“仁爱”的思想,孔子第一次明确地把“仁爱”作为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把“仁”界定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又提出了“汎(即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孔子高度肯定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行为,强调“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他反对滥用权力,以随意的态度使用民力,主张以庄敬的态度尊重、呵护百姓。他讲五种美政“恭、宽、信、敏、惠”,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批评不教而诛等虐、暴、贼、吝四种恶政。唐代韩愈的“博爱之谓仁”即来自孔子的“泛爱众”、爱人民、保护老百姓的思想,可见“仁爱”是普遍性的爱。朱子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

“仁”的内涵包括了尽己之“忠”与推己之“恕”,这两者是一体之两面,是互动的。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自己想要在社会上站得住,同时也想到别人,让别人也站得住;自己想通达起来,同时也想到别人,希望别人也通达起来。另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也就是尊重、宽容别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指出:“‘为仁之方’在于‘能近取譬’,即谓为仁之方法在于推己以及人也。‘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所谓忠也。‘因己之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谓恕也。实行忠恕即实行仁……孔子一贯之道为忠恕,亦即谓孔子一贯之道为仁也。为仁之方法如此简易。”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乃是仁的本旨。‘立’是有所成而足以无倚;‘达’是有所通而能显于众。自己求立,并使人亦立;自己求达,并使人亦达;即自强不息,而善为人谋。简言之,便是成己成人。‘能近取譬’,则是为仁的方法,即由近推远,由己推人;己之所欲,亦为人谋之,己之所不欲,亦无加于人。”爱人就要善为人谋,成己成人成物。

儒家讲“仁爱”讲得很平实,从每个人对父母、亲人的情感开始。“仁”是以亲爱亲人为起点的道德感,首先是孝敬父母、尊重兄长,然后把它扩充出去。孝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爱父母兄弟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基础性的情感,是人们对爱的生命体验的开端。人能够以这种爱为基点,然后推己及人。至于儒家的爱亲,并不是无限度的,它是有一定的节制与尺度的。孝悌只是“仁爱”中之一,并不是“仁”之全部,恰如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由爱亲人推到爱陌生人,由爱百姓推到爱万物,爱草木鸟兽、瓦石山水。宋儒张载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是一种宇宙家族的思想,包容性很强,表明天、地、人、物、我之间的情感相通,痛痒相关,表达了一种普遍的同情心、爱心与正义感。这也就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谓生态环保的意思。

历史上,在中华各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仁爱”逐渐成为传统价值体系的内核。广义的“仁”包括仁、义、礼、智、信“五常”,狭义的“仁”则是五常之一。“仁爱”也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四维八德的基本精神。“仁爱”思想具有草根性,是各民族老百姓的基本诉求。各种蒙学、家训及口耳相传的人文教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把这种大爱精神普及到千家万户,传承于世世代代。“仁爱”也是历朝历代官德的中心内容,为官之道首先要讲爱心,关心百姓疾苦,仁民爱物。“仁爱”在今天公民社会的公德重建中有着巨大的生命力。

在中外各文明对话、交融的过程中,“仁爱”思想及其“忠”与“恕”的价值原则,一直起着积极的作用。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的“慈悲”与儒家“仁爱”相辅相成。伊斯兰教的教义也讲“仁爱”,古代有的回教思想家融通儒回的“仁爱”,有很多建树。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儒耶两教在“博爱”与“仁爱”的异同上有争论也有融合。在世界各种版本的《人权宣言》中,在《世界伦理宣言》中,中国的仁爱忠恕之道都成为其中重要的精神或原则。

“仁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现代社会、国家、个人的发展,必须以“爱人”“成己成人成物”为前提与目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仁爱”是二十四个字的总的基础,尤其是“和谐”“公正”“敬业”“友善”的发祥地。


(编辑: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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